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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再次，从结构上说，彻底的悲剧令影片失去观众群，电影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，的篇目长，可以通过文字的渲染突出悲剧，让人在阅读之余产生反思。

    但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，短则一个小时，长则三个小时。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为观众密集展示一个巨大的家破人亡的悲剧，无疑是非常失策的。

    所以在对完全悲剧的原著进行改编的时候，大多数的电影导演都会对情节进行一些改编，不把悲剧做彻底，让结局有一些希望。

    例如余华的《活着》，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悲剧，家珍也死、苦根也死、二喜也死，只有福贵和黄牛活着。

    但张仪谋在电影改编的时候，就明显照顾到了观众的情绪，把悲痛的结局终止在凤霞之死上，让观众在蕴含希望的同时，也有时间和经历，对稍早之前的悲剧进行反思。

    而反观冯晓刚对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的改编，密集地展示悲剧，唯恐观众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些悲惨的事实。

    在电影院内，把悲剧强迫地灌输给观众，而不予其反思的时间，将故事片拍成了教育片，于是这部电影只好在优裕的时间里慢慢欣赏和回味，而不宜在电影院里观映和咀嚼，因此它的叫好而不叫座本来就在情理之中。

    最后，从人性上说，对人性的彻底否定，只能引起观众的反感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，可以大量描写非常时期的人性之恶，因为文字可以通过间接的语言蕴含褒贬，带动读者对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评判。

    但对于一部影片来说，没有纯粹善良的真实人性展现，无疑是十分吃亏的。在整部影片里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。

    比如瞎鹿为了粮食偷偷卖自己的女儿，拴柱以两块饼干为诱饵，目的在诱奸东家的女儿。花枝之前不为了粮食顺从少东家，之后又因两块饼干而称愿跟栓柱睡觉，似乎只是因为当时的饥饿程度还不够，老范这个人物戏份最多，实际上最平面，他的性格像一张白纸。

    总之，没有一个人符合道德的要求，这可能是非常时期的事实，历史应该如实地记录，也可以这样真是的表达，唯独故事片做这样的展现，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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